，一名定居上海的艺术家、舞者。
她做过很多出格的事儿——
在路上碾压100件T恤；
把摄像机绑在屁股上，
撅着屁股背对观众跳舞；
在日本，她身上涂满芥末，
自己轻度烧伤还把艺术节现场搞得乌烟瘴气；
在德国，她在汉诺威的皇宫里，
躺在《逍遥游》上睡觉睡了八小时......
“中国艺术家太狠了！”
小珂79年生，
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，
曾在外企当高级白领，
她与搭档子涵一同创作了许多极具冲击力的作品，
常常是国外艺术节唯一被邀请的中国艺术家，
11月底，小珂与法国编舞家
杰罗姆·贝尔（Jérôme Bel）合作的最新作品《小珂》首演，
撰文 谭伊白 责编 陈子文
第一次见小珂，她站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中央，被光打得有些模糊，我们走近了，她小小的身躯上有一张五官分明的脸，酷似孙俪。她正在上海西岸美术馆排练新作品《小珂》——一个70分钟的独白式表演，从她4岁的故事讲到今年41岁的她。这个作品是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之一，属于杰罗姆·贝尔的《肖像系列》。他是法国最著名的舞蹈家、编舞家之一，这是他在中国做的第一场该系列演出，小珂是他选择的第一位中国舞者。
当杰罗姆在寻求一位中国艺术家合作的时候，小珂的名字出现在推荐名单的频率特别高，身边人都提及了这个在上海的昆明姑娘。但网上对于她的信息少之又少，我们从国内的搜索引擎里寻找她的踪迹，几乎没有报道、没有评述，更没有作品列表，排在她前面的是音乐人小柯和北京一位叫小珂的培训老师。但在国际艺术节上，她和搭档子涵常常是唯一被邀请的中国艺术家。近十年，作为国外艺术节的常客，他们走遍欧洲、日本、新加坡……早在2006年她就拿下了瑞士国际戏剧艺术节最高奖；在日本表演，让观众震惊得直说“中国艺术家太狠了”；在德国汉诺威的皇宫里演出，演出结束后主办方过来致歉，“没想到你们是如此国际化的中国艺术家。”
第二次见小珂，我们来到她租住在上海的二层公寓，共享这个空间的还有她的六只猫。我们听她讲她的成长记忆和作品背后的表达，在了解了她的“敢”后，更能欣赏她的“轴”。
在我们看来，她是一名被低估了的艺术家。她的作品形式囊括舞蹈、行为、表演、影像，作品里的新闻性和人文关怀值得被关注：
《彩虹》描绘城市中的冷暴力；
《100件T恤》重述“公路碾压”的社会新闻；
《舞蹈共和》聚焦广场舞，展现中国一代人的集体记忆......
《大力伤害》
我从2011年开始，和子涵一起合作，以“小珂x子涵”的身份创作。我们是先合作再恋爱的，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影像艺术家，我们在一起的这十年，一同创作了很多作品。
有一个系列作品叫《大力伤害》，英文叫“Darling Hurt”，其中第一个作品《彩虹》，就是我推着一个挂满彩色衣服的龙门架逆行穿梭在上海的人行道，形成一道彩虹的颜色，子涵在马路对面进行着照片的拍摄。我们在地图上画了一条要走的线，涵盖了上海繁华的街道、贫民区、游客区、地标性建筑，再到一些你无法界定的区域，总共走了19个小时，中途停过两次，吃东西上厕所。
我觉得这个城市或者说现实社会处处充满了冷暴力。在这个城市里，绝大多数人每天都是疲于奔命的，哭丧着脸坐着地铁、骑着自行车，或是开着车也好，赶到一个地方。有时候你很憋屈，有时候你工作不是特别顺利，但是你知道你得还房贷，你得养家，你得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。于是你又哭丧着脸，深夜回到家。我就想做一件事情，能够在他们上班或者是回家的路上，给他们一点美好，就想到了彩虹。
在照片里，一开始你关注的可能是我，慢慢地“我”已经不重要了，你看到的是上海，你看到是这个城市的繁华、贫穷、繁忙和孤独。行走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比如遇到一位老阿姨突然冲过来，找我买衣服，她看我也不说话就只顾着走，还说“小姑娘跟你说话呢，衣服多少钱呀？”还有一个拍风景照的“老法师”，他就一直跟着我，也不打扰我，在后面跟着拍我和子涵挺久，然后他过来悄悄地跟我说，“我知道你在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，我不打扰你了。”他就离开了。
我是一名舞者，我经常会想，为什么简单的行走不能成为舞蹈呢？一定要在成像灯下面、在观众面前开始跳舞才叫跳舞吗？在做《彩虹》的时候，那一刻我是简单地两条腿交换往前进，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舞蹈。舞蹈是你内心行动起来的那个冲动，是与身体相关的一种倾诉，是带来希望的一件美好的事。
2012年，我和子涵在马路上铺了100件白色T恤，任由过往的车辆对它们进行碾压。这件作品叫《碾压》，这么做是因为我受到刺激了。2011年底有一个社会新闻：一个叫小悦悦的两岁的小女孩，被一辆车碾压，当司机发现自己压到了人之后，他竟然倒回来，将她反复碾压致死。我从很多角度去想这件事，想象司机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时，也许家中有一位七老八十的老妈妈，瘫痪在床；也许他有一大家子人靠他一人在城市打拼；他如果面对一个残障的小悦悦，那是终身的负担。可是做出这样的行为，他是人吗？人是什么，生存是什么？到底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？我很难去想象。 同时那时候有另一则新闻，一位村长多次上诉无门后被一辆方土车压死了。当公路碾压新闻成为常态后，对我冲击特别大，人的生命就像一根稻草一样。
于是我想做一件“碾压白色T恤”的作品。白色T恤衫是亿万富翁也会穿，一个民工也会穿的，它是一种相对没有社会身份象征的衣服。
我们在上海的可乐路、黄金城道等等路口铺上了白T恤。路名和碾压事件，形成荒诞的对比。碾压后，我们非常认真地把每一件T恤都做了收藏的证书，在T恤上标注了碾压的时间、地点。我们自己留着4件，其他赠送给了身边的96位朋友。后来我们还带着T恤参与了北京的一个艺术节。开场时把这100件衣服全部平铺在地上，我开始摔倒，每摔倒一次，子涵就会挂起一件T恤，每一个有名字的T恤就立了起来，像纪念碑一样。我常看新闻，会被新闻影响。一旦它对我产生了情绪或思考上的反射，我就必须得面对它，不然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即便我不能改变现状，我需要像排毒一样治愈自己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把它梳理一遍。
《我们抱歉地通知你》
有一件作品我们分别在上海、日本、德国做了三个版本，它叫做《我们抱歉地通知你》。有一次我们在机场，飞机又晚点了，广播里放着“We apologize to inform you，我们很抱歉地通知你……”不光是机场，还有很多地方，都有无处不在的、不得不接受的信息。它已经为你决定了，即便它非常礼貌、非常温和地告诉你，你也必须承担这个结果。这种感受我觉得非常糟糕，激发我们想做一个作品。
在上海的朱家角，我们在地面铺满了白布，上面写了很多我和子涵生活上的对话。我们服用了安全剂量的纯天然的安眠药，强制性睡眠8小时，闹钟响的时候我们再昏昏沉沉地醒来，在这个状态下，去看之前写下的对话，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，于是用身体开始进行修改和涂抹。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在圆桌上谈成或谈崩的，所以我们就在睡觉的旁边场地设了两桌宴席，邀请了一些朋友和当地的观众，大家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在那吃饭，边吃边看我们睡觉。
德国的版本，是在一个汉诺威的皇宫里，金碧辉煌的，周围都是16、 17世纪的壁画。我们在运过去的几百米的白布上面，用刷子写下《逍遥游》，然后就躺在《逍遥游》上睡觉。德国人都快疯了，他们以为我们带过去的是漂亮的书法。这种空间对比的冲击力很大，周围是欧洲文化中心的象征，而躺在地上的，是俩小小的亚洲身体，在那睡觉。
我们还带来了在义乌买的学舌鹦鹉小玩具去现场，就是那种你对着它说话它会重复你的话的鹦鹉，总共五六十只。于是在我们睡觉的这八小时内，鹦鹉学了你说话，同时它还会学另外一只鹦鹉说话，最后这几十只鹦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噪音声场。已经没有可以辨识出来的内容了，全是噪音！让人联想到，在一种中西方文化的对撞和冲击中，我们彼此还在听对方说话吗？
以欧洲为中心的当代艺术世界，我其实是有些反感的。当时就觉得要做一个作品，去给那些喜欢用他者视角看待中国艺术家、以欧洲为中心理念的人，看我们是怎么想的。汉诺威以前是德国嬉皮朋克的重镇，后来90年代开始重整，成了德国的新加坡，非常规范、非常干净，公共场域管得很严。我们把《逍遥游》剪碎了，走到他们城市里面，扔去单车上、邮箱里、长凳上，让它融入到这个城市里。带去这件作品也给艺术节重重的一击，他们本以为邀请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过去，会进行一个中国式反思。当我们做完以后，艺术总监真诚地过来跟我们道歉。他说，他没想到我们是这么国际化的艺术家，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作品反而是给他们带来反思。
《舞蹈共和》
当我们在国外演出，作为舞者身份常常被问道，“中国的现代舞是什么？”2015年那段时间，有很多新闻说广场舞阿姨抢占地盘、扰民，我还记得有一个新闻特别夸张，说重庆几十个阿姨去跳舞，发现他们跳舞的地方停了一辆车，结果几十个阿姨就活生生把那个车给挪了。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舞蹈，这种事都能干出来。在我看来，广场舞是一件特别当代艺术的事情。我和子涵就开始了两个月的调研，最后拍成一部关于广场舞的纪录片，此外还有现场演出。
我发现他们跳舞太嗨了！在不同的城市看到的广场舞风格差别都特别大。比如说在我家乡昆明，广场舞那绝了，就是各种原生态的少数民族舞蹈；你到农村，可能他们还在《小苹果》那个状态，在跳很摩登的恰恰；你到北京，就感受到那种高水准的、舞台化的操作了；你到上海，会发现它的社交性很强。你到不同的广场，排兵布阵也不同，井然有序，一个队伍跳完了下场，马上换上另一群。
在中国每天可能有超过一亿人在跳广场舞，他们舞蹈时，身体的记忆是新中国建国以来，人民群众对于集体记忆的总和。
我们作品的主角是两位阿姨，冯姐和孙阿姨。孙阿姨是子涵妈妈的同学和朋友，冯姐就是我们在广场上认识的，她在当广场舞的教练。机缘巧合，我们的首演在德国，邀请我们的是德国魏玛。曾经的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，那么小的一个城镇，浓缩了一整个日耳曼民族浓厚的历史底蕴。
我想也许在某种层面上，他们可以理解在中国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，他们的一种集体情怀。一开始有点心颤，后来发现也许我们想多了，我们太习惯用一种思辨的、历史的或社会学的角度，去解读它。当我们的阿姨带着德国的游客、观众在广场雕塑下起舞时，那种快乐是很真实的，人其实没那么复杂。
《小珂》
今年的新作品，来自我和杰罗姆·贝尔的合作，就叫《小珂》。《小珂》是一个独白式的表演，我一个人在舞台上，讲述自己作为一名舞者的成长经历和舞蹈生活。
这是我最不自信的一个作品，以前的作品里我多是一个观察者、介入者、思考者，但这一次，当我面对观众完全真实、赤裸地去讲自己的故事时，没那么容易。杰罗姆是法国当代舞蹈剧场很重要的艺术家，他多年的创作一直在强化剧场的“民主性”，这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。大众想象的舞台是属于舞蹈演员、戏剧演员的，但他一直希望把他的舞台给到不同的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健康的人还是残障者，是专业舞者还是不专业的，都可以来享受舞台。他在今年2月份给我发了封邮件，邀请我一起合作。我自己创作那么多年，之前从没想过做一个“讲自己”的作品。在梳理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其实挺平凡的，于是我一次次怀疑，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观众会有耐心听下去吗？慢慢地我发现，自己的成长经历其实也代表了某一种历史，一定程度反映着我所经历的中国文化的变迁。
我的家乡在昆明，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。我姥爷是将军，爸爸是军官，妈妈是军医。到我这一代才卸下军装。父母的严格教育，塑造我跟我姐姐很小就有了清晰的独立意识。每天早上六点半，大院的广播吹响起床号，一天的生活都在广播的引导下开始与结束。我跟随着广播音乐，拿着我妈的丝巾就开始跳起了舞。1983年我第一次登台表演舞蹈，那时我四岁。那是在部队里的剧场表演，为了庆祝国庆。我的老师为我选了一首歌《大海啊故乡》，我穿着红色肚兜，头上扎着长长的假辫子。
六岁起，我开始正式学起了舞蹈，我喜欢舞蹈，但是我不喜欢被老师那样教地舞蹈。舞台上所有人一个步伐，一点错误都不能犯，在中国民族舞中，富有情感的面部表情是很重要的元素，保持微笑，始终抱有希望，幸福地看向远方......我感觉我已经是一个傀儡了，我都没有投入，观众怎么会投入呢？ 中国的舞蹈教育是靠一把尺子决定的。北京舞蹈学院不收我，因为我腿短头大。一个老师把我提溜出来说：“她各方面表现力都特别好，但是北京舞蹈学院不会录取她，因为她的腿只比上身长了7公分，要长13公分。”
但是我成绩好，不需要通过舞蹈上大学。我是当年云南省文科第29名，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。那时候我对新闻专业充满了向往，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，就觉得你能够把这个世界的真相，用你的相机、你的笔，给它写出来。但到了新的集体后，发现周围人都比你优秀，有一种失落感。我开始寻找一种自己有但别人没有的价值——我又钻研起了舞蹈。四年大学的生活，我只干了一件事：跳舞。那时候只要跳舞就很开心，终于没有人要求我去跳舞了，我只为自己跳舞，我会选择一些新的音乐，尝试一些新的跳法。一个人，不再保持微笑，不再用那些我熟悉的动作，只是跳舞。通过新闻专业的学习和在电视台的实习，我反而失去了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兴趣。毕业之后，我进了一家外企，作为一名市场部员工，专门负责某女性卫生巾用品。令人满意的收入让我很开心，因为它可以支撑我的舞蹈工作室继续下去。上班的三年里，工作日，我是高级白领，一到周末，我就只有舞蹈。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也接受不了打卡制度。24岁时，没犹豫多久，我就辞职了。需要钱的时候就接商业演出，还为此学了爱尔兰踢踏舞和爵士舞，有时我也会去跳浪漫些的现代舞，穿着漂亮的裙子，一场可以拿到1000到1500块。之后我开始为商演编舞，如果幸运，一个演出我可以拿到5000到8000块。舞蹈让我生存了下来。2011年我32岁，开始和子涵在不同的艺术项目中合作。10年以后的2020年，我们俩的合作和亲密关系走到了一个节点。人生，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起点。
开场没多久我哭了。当时刚刚讲到自己4岁第一次登台，跳了人生中第一支舞蹈。我在舞台上，周围被黑暗吞噬，现在的我已经41岁了，我还是一样，一个人站在舞台上。演出结束的时候，当灯光慢慢收到全黑，我在黑暗中能感觉到坐在我前面的那群人，他们依然非常专注，好像还在倾听，跟我在一起。当谢幕的灯光亮起，安静了几秒以后，掌声才响起来。
部分照片由艺术家提供
▼